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简介，吴稚晖的父亲？
其父名有成，字屺峰，母亲邹氏。既未进学，更未为宦，经商多年，但多为他人跑腿，一生穷困潦倒。是有成夫妇的长子。
他的曾祖父叫吴玉裕，祖父叫吴治永，父亲吴有成，世居雪堰桥。他的母亲邹氏是无锡北门人。他了生在农历二月底，古书上将农历月底月亮出现在西方称为“眺”，故取名吴眺。后来他才改名敬恒，字稚晖，晚年自称老人，笔名燃、燃料、夷。
你知道哪些民国逸事？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刘知几《史通·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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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
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俞家三代皆为大师。俞樾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被曾国藩赏识，得以中试。此后，俞樾就将他的书斋名为“春在堂”。“花落”，意为西学传来，国学不盛；“春仍在”，意为中学为体。 俞樾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两人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李鸿章一心从政，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俞樾埋头文字，“学究天人际，名垂宇宙间”。
曾国藩评价他的两位高足，曾坦率地说，他不喜欢李鸿章那样醉心于爬官，也不愿意像俞樾那样专攻学术。
但俞樾倒是自得其乐，他的著名自挽联云：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俞樾与曾孙俞平伯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冷泉亭，悬有一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一日，俞樾与夫人游灵隐，小坐亭上，共读此联。夫人道：“此联问得有趣，请作答语。”
俞樾应声而答：“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夫人道：“不如改为：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言毕，夫妻相与大笑。
数日后，次女来，俞樾要她试为冷泉亭旧联作答。女儿沉思良久，笑道：”可答为：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
俞樾惊问：”‘项’字何指？”女儿道：“不是项羽将此山拔起，安得飞来？” 2
王闿运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 福州诗评家陈衍刻薄，曾对清末民初人物作过一番品评。钱锺书将这些评论记录下来，名为《石语》。其中，尤为陈衍所津津乐道的，是湘潭王闿运逝世后，上海某报刊出的恶作剧式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可见，王闿运的确长得难看。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王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应利用此时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推翻满清。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王闿运80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3
林纾 林纾任教北大，有一门在下午两三点钟，是人一天精神最不好的时刻。某日，当看到底下学生又开始昏昏欲睡，林纾把课本一合说：“现在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振奋，只听他说：“有个风流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此时已集中精神要听下去，林纾却突然不讲了，学生不干，请他继续。他说：“没什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了。”学生的睡意，也被他驱走了。 林纾翻译《茶花女》，实出偶然。1897年，林纾46岁，其夫人刘氏去世，郁郁寡欢时，适逢友人王寿昌由法归来。
王精通法语，劝之合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以解愁绪。但林不识外文，遂由王寿昌口述，林笔录之。
林凭藉他深厚的古文功底，以文言意译，文笔流畅而优美。每每口述者甫毕，其译文亦竟，不加改动润色而完美如独创。此为中国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说，译书一出，洛阳纸贵。 林纾的书房里，左右放着两张桌子。右边一张普通的桌子，是写作和翻译用的。他坐着写作或翻译，累了，就到高桌子旁边站着绘画。绘画站累了，又回到矮桌边写作或译书，以此调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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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给年轻的辜鸿铭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进一步悟到：精神的洗礼，品德的修炼，思想的改造，无一不如此。他决意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
于是，借用“汤之盘铭”的话，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也。商汤王在盆上刻写警语，辜鸿铭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辜鸿铭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是真正的杰出之才。”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林语堂曾评价他说：“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凌叔华在《爱山庐梦影》中回忆，辜鸿铭晚年居于北京，常去她家做客。有天忽然对她父亲说，想刻一个图章，印上他一生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5
康有为 康有为在《自传》中说，六岁时，家人出对子“柳成絮”相试，他应声答以“鱼化龙”。在场的客人很惊讶，赞誉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赏以纸笔。 康有为批评清人普遍认可的“识字—通经—达道”治学方法，称其为“磨砖作镜”、“蒸沙而欲成饭”。康氏主张先从古圣贤心志入手，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具体的考据问题。 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康有为则科举考试不顺，不过是一名监生。
按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拜康有为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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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黻宸
陈黼宸，是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 在北大，他不但讲中国哲学史，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话，无人听得懂。于是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
上课时候，他登上讲坛，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课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
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挚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到，他虽然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为学生讲课，真像《庄子》说的：”目击而道存矣。”说话倒成了多余的。7
蔡元培 蔡元培字写得不好，很多人都知道。在《石屋续瀋》（瀋，读作“审”）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其入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说明读书方法的重要时，对学生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洞宾的指头，因为可点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8
章太炎
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 许寿裳先生的《章炳麟》中，认为章太炎“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而在国学大师方面，将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列于首位。许寿裳说：“章先生对于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洵可谓集一代的大成。”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不少人想去营救他。有个人转求袁世凯最亲信的张秘书，说：“袁总统手中握有精兵十万，还怕一个书生不成？干脆就把太炎先生放了吧！”张秘书听罢，瞪大眼睛说：“这可不行！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也是可怕的东西！” 囚禁的章太炎，在桌子上书上“袁世凯”名字，每日击打数次，以泄心中之愤。1915年，章太炎书“明年祖龙死”，而袁世凯恰恰也就是1916年死掉的。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之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9
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中说：蔡元培先生好比宋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以图大事；梁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情。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启迪了好几代人。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先生自认：“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由于时势变迁，前期著述只求觉世，以政治论学，变法图强为其宗旨；后期著述意在传世，以人格修养为其归宿。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
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10
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伯苓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注重仪表，他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南开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觉醒年代上的吴老是谁？
《觉醒年代》里的吳老应该是吳稚辉。吴稚辉，名敬恒，字稚辉，江苏武进人，吴稚晖在清末民初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觉醒年代中的蔡元培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右派人物， 是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上脱离了政治活动的前台。1949 年1 月逃离大陆去台湾，1953 年10 月30 日因病死于台北。
民国官方语言？
民国时期也是把以北京音等北方语为基础的普通话定为国语,只是那时正值国家动乱时期,推广还有有很大难度的,只能说官方语言是普通话了。
现在，中国通用的标准语（普通话），事实上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人工国语”。
在中国的字典里，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通行于中国内地、香港，及海外华人华侨间的共通语言。”
在民国时期，乃至民国以前，普通话通常被称为国语、国言。当时，中国为了实现近代化，开展文化运动，创造了共同语（标准语）。
从它的产生背景中可以发现，共同语是在政治理念下在全国普及开来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人工共同语”。
事实上，被称为普通话的标准语，一度也被称为国语、官话。作为一种人工打造的语言，其当时并没有被任何一个地方在实际生活中使用。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之所以需要这样一种便于在全国范围内相互沟通的语言，就是因为中国存在复杂、多样的地方方言圈。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有七大方言圈，但实际上，方言圈要多于这个数字。迄今为止，人们仍然用“南腔北调”来形容中国南北方之间的语言差异，而且其听上去几乎不亚于法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异。
同样一个“日本”，北方人的发音是“ribe”，但南方人的发音却是“ yibenerben”。由于发音完全不同，据说有些日本人在学了一段时间的中国话以后，终于绝望地放弃了。
在制定每个文字的音素以后，再制定相应的字母，以反映音素。读音统一会会员共有80人，其中，除了教育部邀请的人员以外，各省还分别派出2名会员，海外也派出了1名代表。
说是各省举荐了2名代表，但实际上，教育部任命的会员中，江苏省占了17名，浙江省占9名，直隶省占7名，福建、广东、湖南省各占4名。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广东省会员仅有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左右国会。
仅来自北方直隶省的学者王照对会员结构提出不满意见。他指出，仅来自江苏、浙江的会员就多达5人，因此存在不合理性。王照也是创造了汉字拼音字母的人物，在语言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最终，读音统一会实施了各省一票制，以选定国语。读音统一大会于1913年2月15日正式召开，吴稚晖当选议长，王照当选副议长。
在会议中，会员们制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国音），提出了各种制定字母的方案；但最终，注音符号获得通过成为注音字母。所以，在1958年拼音方案公布以前，中国使用的都是注音符号最终，读音统一会确定“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北方语系”为标准国语。
徐悲鸿九方皋图意思？
徐悲鸿夫妇的经济一直很拮据，不但没有收入，连回国的旅费还是借来的。1928年1月，国民党大佬吴稚晖和李石曾都在上海（二位正因支持蒋介石而位极中枢），据蒋碧微回忆：“这时徐先生拜见二位长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义，聘请徐先生为几位元老绘像。
前后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徐先生为吴老先生、张溥泉先生和张静江先生夫妇画了四幅画像，每幅得到两百元的报酬。”
就在这时，徐悲鸿创作了目前已知的第一张《九方皋相马图》（今藏天津博物馆），送给李石曾：“九方皋，丁卯岁阑，悲鸿写奉石曾先生雅教。”
此图已经奠定了徐悲鸿后来创作“九方皋”题材的基本格局（人物形象、马的动态、画面布局等）。
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李石曾，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的才学能够为人所识、为人所用。
此后，徐悲鸿画了多张《九方皋图》，以抒己意。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这件，根据其自题“戊辰冬悲鸿画”，可知是他创作于 1928 年冬的一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