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曾参加过多次战争，但有好有坏，并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派系。直到1919年，张作霖在自己新建的讲武堂里碰到了郭松龄，此时的他还在当教官，而张作霖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张学良，也将其送入到了讲武堂，以此开始了郭松龄和张学良的故事，也为后来的郭松龄反叛埋下了伏笔。
因为同在屋檐下，张学良深深的被郭松龄的学识和师德所感动，在讲武堂期间，俩人基本整天黏在一起，当中也不排除郭松龄想主动抱张学良这条大腿的可能性。我认为郭松龄叛变一共有3个原因，第一，心怀怨气，对张作霖不满。随着在直奉第一次战争中，郭松龄部初露头角，只有他把直军抵挡在了关外，为其他部队赢了了宝贵的撤退时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但在战后，张作霖未对其进行任何嘉奖，这让其心中很不爽。
第二，奉军的内部之争。当时的奉军虽然表面上是一体的，但其实已经分成了三派，老派：以张作相，张景惠等人老一批的奉军，对张作霖忠诚不二，但部队腐朽，装备落后，基本只能留守在东三省，维持地方秩序。士官派：以杨宇霆为首的从日本军官学校毕业的新式将领，这些人深受张作霖的器重，算的上奉军的头脑。陆大派，这个派系以郭松龄为首，深受张学良的器重。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杨宇霆掌握着日常的军费开支以及军械的分配，对郭松龄所部经常克扣军饷，并在奉军的指挥上，处处作对，不断受到排挤。
第三，看清张作霖的真正面貌。1925年，郭松龄代表奉军前往日本观操，无意之间知晓张作霖与日本已经达成协议，由日军提供军火，奉军进攻冯玉祥。这让郭松龄忍无可忍，对于张作霖做的这种卖国求荣的事情深恶痛绝，于是回国后，私下联系冯玉祥准备联合起来反叛。
历史上的郭松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郭鬼子”是郭松龄的绰号，他人大身高，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和士兵军服一样，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素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一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我在翻阅沈阳的老照片时，不经意间有两张照片像枪弹一样将我射中，我被这发黄的照片上散发出的悲惨和恐怖的气氛刺激得心里不住地战栗。这是1925年12月25日轰动全国的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郭松龄将军和妻子韩淑秀被处决并遭到暴尸羞辱的写实记录。
我不忍心看下去。谁都不会忍心看下去。沈阳市档案馆周庶江副馆长在一旁连连唏嘘：“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这两个人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对此情此景此二人最到位的评价。但我屏着呼吸一定要看个仔细，仿佛这样才能对他们不死的灵魂表达敬意。
全奉天城为之震动了，没有谁不为他们的壮举所动容。报上载文称：“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
郭松龄被捕时，王永清曾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得知高金山受命押解郭氏夫妇，拟电令高金山将郭押解到军团部，想救郭松龄一命，送他出国留学。但电未发出，即接高金山电话，告张已将郭处决。张学良得到郭松龄被处死的消息后，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
郭氏夫妇被害后，张作霖命令将郭氏夫妇的尸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示众，并将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东三省各市、各县，惩一儆百。当时小河沿围观群众数以千计。
郭氏夫妇死后，因父母、弟弟和继子逃难在外，遗体由亲友代为装棺，暂厝于小东门外珠林寺。“九一八”事变后，其家属才把郭氏夫妇安葬在家乡附近。1948年，由其继子郭鸿志移葬于沈阳东陵区七间房墓地。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是惋惜。1926年，张学良给饶汉祥的信中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鲁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后来，每当张学良遇到难办的事，就感叹说：“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1937年，“九一八”事变6周年之际，张学良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张学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对良师益友郭松龄的深切缅怀。
1925年12月，郭松龄、韩淑秀夫妻惨遭“曝尸”之辱。
当年就是这两张照片被张作霖贴遍东三省。张作霖总算没有做得太绝，派人洗净了郭松龄夫妇身上的血迹，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曝尸处用席子围上。
提起郭松龄，不了解历史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但老沈阳人却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郭鬼子”。
“郭鬼子”是郭松龄的绰号，在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时，由于他鬼主意多，为人机灵，学员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郭松龄是奉系历史上唯一大规模武装反对张作霖的人。受张家大恩的郭松龄为何发动反奉战争？其说不一，甚至连最了解他的张学良在郭松龄被捕之后也想当面问问他。
